辛自强:“心理建设”或可上升为国家战
作者:admin    发布于:2018-04-15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
辛自强,男,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,心理学教授,博士生导师;《心理技术与应用》杂志主编。

      在一个世纪前,“心理建设”曾被孙中山先生作为“建国方略”之一提出,然而他未能将其付诸治国理政的实践。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最近10年的一些重要文件,反复提到“社会心态培育”、“心理健康服务”、“心理干预”等概念,这些都可以作为“心理建设”的一部分。沿着这一思路拓展,我们认为,当前有必要从更为宏观、更为正面的角度,将“心理建设”上升为国家战略,与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生态建设、社会建设等并列对待。

  一、当前心理建设面临的艰巨任务

    在我国,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都取得了空前成就。然而,随着社会变迁,各种社会心理问题不断凸显并亟待解决,当前迫切需要将“心理建设”上升为国家战略。

      一方面,是各种负面社会心态问题突出。随着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不断分化,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明显增加,当前出现了各种负面社会心态,包括失落的社会情绪、失调的社会认知、失衡的社会价值观、失范的社会行为等。例如,在社会情绪方面,存在“仇富”、“相对剥夺感”、“社会焦虑”等消极社会情绪;在社会价值观方面,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减弱,而个体主义价值观则在增强,物质主义价值观日渐盛行,诚信的价值观不断被破坏。

      另一方面,在一些关键心理指标上,国民心理变迁表现出“恶化”趋势。例如,我们课题组对大、中学生群体的近10项研究表明:过去10余年大学生信任水平大幅下降,反映出整体社会信任水平的衰落;同时,大学生体验到的孤独感在上升,得到的社会支持在减少;过去20多年里,中学生的心理问题在增多,焦虑、抑郁得分上升,自尊水平在降低。其他年龄群体(如老人)或职业群体(如教师、农民工)等,在某些心理指标上也有“恶化”趋势。

      这些社会心态问题、关键心理指标的恶化趋势等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,已经影响和谐社会建设,损害人民福祉,甚至削弱了经济发展动力。这里以社会信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例,说明心理变迁对经济、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影响。世界银行专家对29个市场经济体的研究发现,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单位会带来1.15%的经济增长。因为对他人或陌生人的信任,是开展商业贸易的前提,“信任圈”缩小,意味着经济活动减少,交易成本增加。我们的研究显示,我国大学生信任水平不断下降:信任分数1998年为80分,到2011年降为71分,下降了大约1个标准单位。信任是双向的,大学生信任水平的下降意味着他人和社会变得不再那么值得信任,社会信任在衰落。信任,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,社会信任的下滑或许是当前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      心理建设,不仅要应对负面社会心态问题、关键心理指标的恶化趋势,更要从正面培育健康、平和、包容、上进的社会心态,提升国民的幸福感、成就感、获得感等积极心理指标。为此,我们建议将“心理建设”上升为国家战略,体现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意志,实施系统的、战略性的“心理建设”工程,促进个体心理、社会心理的和谐发展。

二、“心理建设”思想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创新

      “心理建设”这一概念虽然并非古已有之,但是其思想早就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之一。《大学》中著名的“八目”,即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其中“修身”及之前的内容都是就心理修炼或心理建设来讲的,它们构成了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基础。“八目”刻画了中国传统文人由“内圣”(心理建设)而“外王”(治理家国天下)的进取之路;不仅如此,每个能进入“外王”层面,担当家国天下治理任务的人,也都重视民众的心理建设,将民心向背作为头等大事。

      把“心理建设”上升为建国方略之一的,则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。他在1917年开始写作的《建国方略》中,明确提出了“心理建设”的思想。他把国民“心理建设”列为建国方略之首,高度重视精神文明、心理文明。孙中山强调:“中国革命事业,实全国人心理所成。”“国家政治者,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。是以建国之基,当发端于心理。”“一国之趋势,为万众心理所造成,若其势已成,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。”总之,他认为革命、立国与建国都需要以人心做基础,国民的心理建设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。

      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国家建设过程中,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群众心理的引导,重视精神文明建设。进入21世纪后,有关“心理建设”的思想愈益明确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(2006年)首次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“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,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”,要“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,健全心理咨询网络,塑造自尊自信、理性平和、积向上的社会心态。”党的十七大报告(2007年)强调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。十八届三中全会(2013年)明确提出要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,并将“心理干预”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。

      当前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面临着从“硬治理”向“软治理”,从“刚性治理”向“柔性治理”的转换。这种转换必然要求更多地考虑治理的技术方法问题,要开展细致的技术型治理,而非简单化的维稳或社会控制。心理学的策略和技术无疑是最主要的选项之一,且最能体现治理的“柔性”与“韧性”。可见,更多引入心理学的思想和技术,开展心理建设,应该被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。

      就国际范围来看,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最重要引导力量。就历史使命来看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正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不懈努力,人民期待着国家走向强盛。就像诗人杜甫所描述的“开元盛世”:“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。”物质的富有是盛世的基础,然而,回想唐朝开元盛世,令我们震撼与骄傲的不仅是物质财富,更是那种世界大国豪情万丈的理想、自信从容的心态、包容天下的胸怀、协和万邦的气度。杜甫如此描述——“宫中圣人奏云门,天下朋友皆胶漆”。若要至此境界,当下我们不仅要积聚物质实力,更要凝聚心理力量。

三、“心理建设”作为国家战略

      综上所述,开展“心理建设”是应对各种现实社会心理问题,培育积极社会心态,增强心理“正能量”,创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,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在我国,“心理建设”思想有深厚的历史传承,是当今治国理政思想发展脉络的自然延续和创新。

      由此,我们建议将“心理建设”上升为国家战略,放在与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生态建设、社会建设并列对待的高度来认识和推进。鉴于“心理建设”本身尚属新生理念,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,逐步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。

      首先,开展系统的理论研究,充分论证心理建设的重要性、内涵、目标、可行性、策略与路径等。例如,心理建设的目标,至少应该包括“积极”和“消极”两个方面:一方面,扭转一些关键心理指标的“恶化”趋势,解决各种负面社会心态问题;另一方面,促进国民幸福感、成就感、获得感等积极心理指标的提升,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。

      其次,建构从宏观战略到微观实践的完整的心理建设方案体系。由于现实社会心理问题的多样性,不同国民群体各种心理指标变迁趋势的复杂性,国家除了制定心理建设的宏观战略,也要责成有关部门和专家围绕各类社会心理问题,针对重点人群、重点问题设计“专项心理建设工程”。例如,社会信任重建的专项心理建设工程,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心理疏导工程,等等。

      最后,在心理建设方面,国家要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举措。例如,实施“全民健心工程”,设立“全民健心日”以促进全民对心理健康的关注,普及心理科学知识。国家应该设立完整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,针对一般人群和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开展服务。此外,要以企事业部门、社区等为单位落实心理建设战略,其中尤其要重视“社区心理建设”,打造以社区共同心理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。

(注:本文原文发表于《民主与科学》(辛自强 (2017). 心理建设或可上升为国家战略. 民主与科学, 6, 34–35.),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(16AZD057)“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心理建设研究”的阶段成果)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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